为“香火”设计超生 女局长自毁前程

1998年10月，邹玉枝在警方的帮助下，终于找回了失踪数月的儿子程贺贺。她精心设计的“超生”计划也因此败露，从而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局长职位，也失去了偌大一份家业。面对用如此巨大代价换来的儿子，精明能干的她不禁黯然神伤……

1998年7月19日，湖北省某县女局长邹玉枝在省城开完会后，绕道探望了在武汉住院治疗的丈夫程世贵，回到家已傍晚了。她按了按门铃，但小独楼里没有反应。她拿出钥匙，打开门，发现家中已不见了3岁的儿子程贺贺和小保姆田丽。

邹玉枝找到田丽在乡下的家，又找遍了该找的地方，还是没有得到田丽和贺贺的任何消息。

病榻上的程世贵闻讯大为震惊，不顾医生的阻拦，拔下正在输液的针头就冲了出去。他先到汽车站寻找，又到火车站追踪。东奔西走的他突然腹部剧烈阵痛，不得不回到医院去。

邹玉枝万般无奈，踏进了县公安局大门，在警察的反复询问下，寻子心切的邹玉枝讲述了她一个近乎天方夜谭但又真切的“超生”故事。

邹玉枝曾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后来下乡蹲点成立了“铁姑娘战斗队”，并担任队长，开山造田，兴修水利，仅两年时间，就改变了这个村的面貌。她因此赢得“铁姑娘”的美誉。不久，邹玉枝被提拔进了县城，与商业部门的青年干部程世贵结了婚。次年，生下一千金，取名为“程贝贝”。

邹玉枝在单位虽然呼风唤雨，在家却要时时看丈夫的脸色行事。知夫莫若妻，丈夫是三代单传，早就流露出对她生女孩的不满。邹玉枝说：“我想再生一个儿子，但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如果‘超生’了，我们不仅要丢‘乌纱帽’，还要被罚款。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呀。”但任凭邹玉枝好说歹劝，程世贵仍是不快。邹玉枝思量再三，决定满足丈夫的心愿。

怎样才能既“超生”，又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呢？邹玉枝直到怀孕两个月，才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这是一个非常燥热的夏夜，邹玉枝家里却窗门紧闭、冷气十足。邹玉枝躺在丈夫身边得意地说：“我算了一下，肚里的孩子最快也要到年底才出生，那时天气冷，我只要扎紧内衣，外面再穿上羽绒服，谁也看不出我怀了孩子，到了预产期可说去外地学习或参观，找个有熟人的医院把孩子生下后，你就抱着孩子与保姆一同去农村住上一段，我放出风声，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孩子是你与保姆生的，等组织对你调查处理后，我再接你们回来。在纪检机关我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碍着我的面子，他们处理起来不会太认真的。你只要承认问题，主动接受处理就行了。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要答应我两件事：一是与保姆不可假戏成真：二是对任何人都要保密。”

程世贵早就对妻子在外面的能耐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毕竟是国家干部，做人极要脸面。如今硬要他顶上“与人私通，生下孩子”的恶名，他心里委实难以承受。但一想到朝思暮想的儿子，又实在割舍不下，于是狠狠心说：“我听你的。”

保姆田丽是邹玉枝一个远房亲戚的外甥女。最初，邹玉枝一到月底就付田丽工钱，但田丽说什么也不收。邹玉枝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事——想在自己家做两年事后，把农村户口迁到城里，并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田丽不要工钱，邹玉枝就在银行为她开了一个账户，按月将钱存在她的户头上，并且将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给她。田丽对邹局长的关怀感激涕零。

一天，邹玉枝把田丽叫到身边说：“田丽呀，你来我家快一年了，你看我和老程对你怎么样？”

田丽对邹玉枝的问话大惑不解：“你们对我不错呀，是不是我什么事没做好？”

邹玉枝说：“你是好姑娘，在我家事事都做得很好。我是说你姨一直有块心病，而只有你能帮我治好这个病。”接着邹玉枝眼噙泪水，给田丽讲了自己身体的变化和“超生”计划。并提出，只要田丽肯帮忙，可马上托人将她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城里，待孩子出生的风波过后，再给她联系一个好工作。

田丽开始没听懂邹玉枝的意思，以为是让她与程世贵一起生孩子，脸颊一下子涨得通红，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地说：“不，不不！”等她听完邹玉枝的整个计划后，仍想拒绝邹玉枝的要求，但后来想到“端人家的碗，就受人家管”，而且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就掌握在邹局长手心里，于是她硬着头皮答应了。

1995年正月初二，邹玉枝在外地产下一子后，立即被接回家中。生下孩子刚满3天的她，为了不露马脚，竟不顾身体虚弱硬是上县政府各位领导家去祝福拜年，又到本单位几个有困难的职工家去嘘寒问暖。

转眼过了春节，邹玉枝导演的家庭“矛盾”开始“白热化”，并被反映到市里。不久，她的丈夫程世贵因“生活腐化”问题，被上级撤销行政职务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随后，邹玉枝也将一纸离婚诉状递交法院，并开始与程世贵“分居”。

1995年4—7月问，法院对邹玉枝离婚案进行两次调解后，认为两人感情尚未破裂，要求双方再慎重考虑。邹王枝立即借机撤诉。没过多长时间，她就“允许”程世贵带着儿子从出租屋搬回家中居住。那充当“替罪羊”的田丽，手持城镇户口，被有关人士介绍到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去了。

邹玉枝这一招真绝：中年添子，局长照当，名气更大，1997年8月，她的宝贝女儿程贝贝考取了上海某高校。

然而，乐极生悲。随着时间的推移，程世贵从欢喜中冷静下来，他没了工作，败坏了声誉，失去了大好前途。程世贵每天闷在家里，有时外出透透气，也不免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他的心情越来越郁闷，身体也越来越差。1997年10月，他到当地医院检查，被证实已是肝硬化晚期，1998年7月10日，他被转往武汉市肿瘤医院住院治疗。

其间，田丽所在的工厂因效益不好，又被邹玉枝请到家里继续当保姆。7月19日，儿子贺贺与保姆田丽同时失踪。

邹玉枝到公安局报案后，立即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次日，武汉及周边几个城市的电视台，都播放了寻找田丽和程贺贺的启事。那几天，邹玉枝的办公室和家里，每天电话不断，有的询问情况，有的提供线索。

1998年7月24日下午，武汉市江岸某居委会的一名干部打来电话，称他们那里有一个20岁左右的女人，带着一个男孩在出租屋里进进出出，看上去很像他们要找的田丽和程贺贺。邹玉枝惊喜后立即备车直驱江岸。根据那位热心居委会干部的指点，她来到一间低矮潮湿的小房子里，才发现那不是田丽和程贺贺。

当时天色已黑，邹玉枝回家途中，车子拐弯时撞上了一辆农用车。邹玉枝只感到强烈的碰撞，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醒来时已是第3天了，她与司机都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局里前去处理事故的人回来说，农用车上的两人伤势很重。有生命危险；交警勘验现场后，要轿车方负主要责任，理由是轿车拐弯时没有打转向灯。

数日后，邹玉枝与司机伤愈出院。尽管单位非常同情和理解她，为她承担这次车祸中本单位的大部分损失，但她毕竟是用公车办私事，所用轿车又超过了保险期限。致使被撞方未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经有关方面协调，由她承担被撞方的伤残费用6万元。邹玉枝四处筹款才凑齐了6万元，对方得到赔偿后，仍不肯罢休，经常上门纠缠。

儿子失踪后，正在住院的程世贵病情加重，闻知妻子为寻儿子发生车祸，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终于导致这个卧病在床的汉子崩溃了，他的病由肝硬化转为肝腹水。1998年8月27日，程世贵含泪辞世。

邹玉枝整日以泪洗面，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公安机关也向各地发出了缉查令。1998年10月5日，田丽和程贺贺出现在广东汕头某建筑工地，被当地警察收容，并通知湖北警方将其领回原籍。

警官问田丽：“你为什么要拐走邹玉枝的儿子？”

田丽满腹委屈地答道：“我没有拐骗，程贺贺本来就是我的儿子，你们不信，可以去某医院查一下他的出生登记．那上面写着我是他的母亲，你们还可以到纪委去问，组织上对我和孩子他爸程世贵的调查材料、取证材料和对程世贵的处理决定书中都写着程贺贺是我与程世贵生的。”

警官严肃地说：“田丽，你不要再狡辩了。”接着讲了自她和程贺贺失踪后，邹玉枝家发生的一连串不幸。

田丽听罢，一下跪倒在地，哭叫着：“邹姨呀，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姨父。”

田丽交代说：“我在邹局长家做保姆时，她的确对我很好。她让我代她受过，我因幼稚无知也按她说的办了。她得了儿子，可苦了我。因为全城的人都以为我真的与她丈夫生了孩子。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人在我身后指指戳戳。我已二十好几了。虽然在他们的帮助下解决了户口，上了班。但找不到对象，总是谈一个吹一个，原因不外乎是说我作风不好，还生了孩子，我无脸见人，几次想跳河或卧轨。但想到如果我死了，不就更说不清楚了吗？我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家乡的风言风语实在让我呆不下去，便到广东闯一闯。

“也许是天意，人们都认为程贺贺是我生的，他大头大脑，长得确实有些像我。我非常喜欢他，也离不开他，为贺贺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也许我一辈子都结不了婚了，那就让贺贺陪我过一辈子吧。主意拿定后，我带着几年来的全部积蓄3000元，抱着程贺贺去了广州，先是在市郊的一个小镇为人家看衣摊，后来摊主领来一个男人劝我把程贺贺卖给他，说是愿给我10万元，可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又生怕他们抢走贺贺，便连夜抱着贺贺赶到了火车站，准备回家。谁知又坐错了车，结果，稀里糊涂地到了汕头。我找到一个建筑工地为民工烧火做饭，边带孩子边干活，这样，我在广东一晃就过去了两个多月，谁知，这竟是一场噩梦。”

随着田丽落网，程贺贺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贺贺还是胖乎乎的，看得出田丽将他侍候得很好。贺贺每天哭着闹着要去找他的“田丽妈妈”，这使邹玉枝心如刀绞。